儿科医生被拒诊事件揭示医疗责任恐惧

在一次夜班值班中，我看到浙江一位医生的分享，讲述了一个令人心痛的故事：一个腹痛的孩子被家属带着跑了五家医院，没有一家愿意接诊，最终在第六家医院得到救助。这一幕让我们每个人都陷入沉思，假如是我在那个值班，面对哭泣的孩子，我敢接手吗？内心的答案是——不敢。

韩杰案的二审结果维持原判，令我和同事们在办公室讨论良久。事情发生在2024年2月17日的凌晨三点，一个两岁半的孩子因严重呕吐就诊。韩杰医生在检查后发现其有肠梗阻，便收住医院进行补液和观察，直到早上交班离开。没想到，下午孩子在转院途中出现了意外，最终未能生还。该事件被医学会认定为一起一级甲等医疗事故，医院因此赔偿146万，韩杰被行政处罚并受到刑事立案，最终一审判决一年有期徒刑，缓期执行。不过由于已被羁押近一年，实质上算作实刑。看着这名基层医生的悲剧，很多人都在思考：自己能否在类似情形下逃避责任？

儿科本应为充满关爱的领域，却因种种原因变得愈发艰难。孩子无法清晰表达病痛，医务人员在夜班时接诊十几个孩子，出错几率常常加大。医生们无不感到压力重重，原有的勇气和责任感正被更严格的标准所替代。近来，许多医院在处理儿科病人时，必须经过全面检查，若有家长质疑，便会直接转诊。这种情况引发了医生们的广泛共鸣：为了避免麻烦，宁愿不接诊。

一位在急诊值班的年轻医生私下告知我，看到呕吐的孩子，手不由自主地颤抖，对每个环节都要反复确认，问他是否心理出现问题，我告诉他，正是因为他过于清醒与明白现状。他肩负着巨大的责任。

在江苏的一家医院，剩下的儿科医生仅三人，二审后又两人离去，评论区几乎全是“换我也会走”的泛滥言论。曾经职教儿科的新教师，现在的首课却是如何保护自己。古有“刑不上大夫”之说，意在保护那些肩负重任的人，但如今，医生的诊室也渴望更多的理解与体恤。

韩国的案例尤为严重。2017年四名早产儿不幸身亡，涉事医生因此被起诉，官司打了五年，随之儿科住院医岗位填补率骤降到27.5%。2023年，仅填补53个岗位的新聘医生凸显出极大的法律风险，绝大多数医学生对选择儿科的态度消极。

与之形成对照的是国内的护士与儿科医生比例从2015年的0.49提升到2023年的1.02，虽然看似好转，但相关调查数据显示，近六成的儿科病例仍在亏损。即使国家医保局随后上调部分儿童项目的费用，也无法消除医生们对法律处罚的恐惧。我们这一代的医学学子，在入学时都曾立誓要做医生，如今却因一失误可能从“韩医生”沦为“韩某”，成为被告。

在午夜时分，面临发烧的孩子们，我们不能将他们驱赶到数十公里外的医院，然而，医疗人员又该如何选择才是明智的呢？我们需要清晰的责任定义与可行的保障措施，让医生能安心看病，而不是始终担心自己的未来。